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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代盐商为什么那么富裕 古代盐商为什么有钱

清朝江苏巡抚陶澍,仅仅干了5年的时间就因清明的政治,优秀的政绩而被提拔为了两江总督。在他担任巡抚的期间,有着丰富经验的陶澍便对两淮政方面的弊病了然于心。只不过,从前的陶澍资历不够,还没有能力改变这些弊病。道光十年,五十多岁的陶澍春风得意,走马上任,升为两江总督。刚刚赴任,陶澍便向朝廷奏疏,递交了当地的盐务调研报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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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两江的盐政有多混乱呢?

陶澍指出:每一斤盐的成本仅十文钱,但在销往各处之后,价格就翻了几十倍。暴利驱使下,许多不法商人为了牟利在盐中掺入沙土,以次充好。寻常家庭的百姓,挤破了脑袋买高价盐;贫苦人家的百姓,连盐都吃不起。

高昂的盐价和民间的需求使私盐逐步泛滥,政府从盐务方面赚取的利润越来越少。面对这种情况,陶澍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:“必须革去奸商,另招殷实,而殷实之商,又必须明定章程,删除浮费,使不受总商摊派之累,然后肯来。”

简单来说,就是废除自康熙年间施行的政府特许总商包办的制度,用这种方式来解决官盐的垄断,通过竞争来平衡市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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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总商垄断了盐务,以此牟取暴利,这些人究竟赚了多少钱呢?

根据陶澍的调研,江苏、安徽、江西、湖北、湖南、河南这些地区,总商每年的办公费用高达七十万两,但即便如此,总商仍打着入不敷出的旗号从利润中支用九十万两。

这些钱究竟用于何处?真的被用作行政开销了吗?

并非如此。

以当时的情况来看,新的盐政官员走马上任,修建官邸购置家具,这些开销加在一起还不到一万两银子,但每次总商向上呈报时,却要报出十万两。简简单单的一份公文,在外面只需十文钱的工本费,但总商却要向上报一千两银子。一千两银子一张纸,“洛阳纸贵”恐怕也没这么夸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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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这些浮费与摊补又是从哪里出的呢?

据陶澍调查,一方面是从府库中挪用的,另一方面则是由中小型盐商摊派的。所以,才会出现地方府库亏空,拖欠朝廷饷银的情况。中小盐商没有办法按照规定缴纳税金,反而加入到走私的行列中。

原本按照保守估计,两淮地区出售了一百七十万道盐引,每张盐引相当于三百六十四斤食盐,总量超过六亿斤。每年朝廷可以从中收取的盐税,大约为四百万两。除了盐税之外,地方政府的其他收入也应该有三百万两。这两项加在一起,相当于几个省的田赋。

但到了陶澍走马上任,尤其是在他来到府库中检查时,眼前的场面让他惊呆了。府库中一文钱都没有,只剩四千万两银子的窟窿需要填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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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四千万两是个怎样的数目?

当陶澍将情况汇报给朝廷之后,道光皇帝勃然大怒,立即委任户部尚书为钦差,率户部侍郎前往当地调查情况,并制定改革方案。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巨大的亏空,肯定是因为此前的盐政官员管控不力,所以道光委派钦差南下时,也让他们带去若干份撤裁令,摘去一众盐官的乌纱帽。

道光十一年,得到道光首肯的陶澍开始施行大刀阔斧的整改,颁布了十五条“两淮盐务章程”,其中包含了“裁减浮费、慎重出纳、裁选总商、疏浚运道”等一些细则。为了防止盐商继续夹带逃税,陶澍将每引盐增加到五百斤,并免除了部分税款,通过怀柔的方式让中小型盐商尝到了一点甜头。

因为没有民间资本的参与,所以两淮地区的盐务相当混乱,“淮南患于积盐不销,淮北患于无盐到”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,陶澍在淮北首次实行了票盐制,引入大量民间资本。老百姓只要从衙门买到了盐票,就能获得卖盐的权力,此举大幅加速了食盐的流通。

盐务中的这些弊病,很多都是吏治不清明造成的。

所以陶澍自上台以后,便废除了一些“潜规则”。每年盐政都要向总督送两万两的“过年费”,陶澍来到的第一年便收到了这笔钱,但他却将这笔红包费退还了。随后,陶澍贡献出了自己的养廉银,全部缴纳给户部。地方长官以身作则,一众大小官员哪里敢不跟进?有了陶澍的表率,两淮官员上行下效,一年下来便节省了十六万两银子的浮费。

陶澍在两淮施行盐务改革,总共用了八年多的时间。在陶澍上任之前,此前的淮南地方政府拖欠公款一千九百万两,淮北则拖欠盐税二百万两。道光十九年,经陶澍的一番整改,两淮地区的盐务情况大有好转。在八年的时间里,淮南淮北总共上缴了两千四百万两税银。对于老百姓来说,陶澍改革盐务的效果更是显而易见的。此前盐已成了一种难求的奢侈品,但在陶澍到来以后,盐价逐渐稳定下来,贫苦人家也能吃得起食盐了。

有人获得了利益,自然有人会蒙受损失。在陶澍改革期间,首当其冲的便是那些通过垄断获取利润的总商。

这些总商,在数百年的时间里以巨额的财富支撑起繁华的商业都市,随着他们的没落,两淮地区的繁荣已不复往昔。不过,我们不能将陶澍改革当成扬商穷困的首因。早在乾隆时期,两淮的食盐专卖已经弊病重重。因为官盐价格居高不下,私盐泛滥猖獗,盐商的人数也越来越少。到了乾隆六十年,淮北的盐商仅剩下十二家,连乾隆都对此忧心。早年与乾隆结下“布衣之交”的豪商江春,因为官盐的不兴而破产,在穷困潦倒中与世长辞。像江春这样破产的盐商,在当时比比皆是,可见此时的扬州已面临陌路繁华。

江春破产的原因有不少,不单单是因为盐业的衰落。

江春为了招待乾隆爷这个“布衣之交”,无休无止地为其报销捐输,更是承担了乾隆六下江南的绝大多数开支。根据学者的研究,仅在1738至1771年间,商人便捐输给朝廷一千万两白银。到了1773年乃至嘉庆初年,捐输的银两更是超过了两千七百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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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盐商们为什么能获得暴利?

还不是因为他们有朝廷作为靠山。所以朝廷但凡有亏空,便要由这些商人报效,填补这些大窟窿。好大喜功的乾隆皇帝,生平最大的梦想就是完成“十全武功”的宏愿,但他的这些宏愿都是要花钱的,这笔钱该从哪出?只能“请”这些赚得盆满钵满的盐商意思意思。

到了后来,苗民、白莲教揭竿而起,两淮地区灾荒频发,为了应对庞大的军费支出以及灾后重建工作,从朝廷到两淮地方政府,皇帝大臣均将眼睛瞄向盐商的泼天富贵。在朝廷看来,这些盐商赚来的钱是花不完的,他们就像是不需要银行卡就能提款的提款机一样,能够源源不断地为国家支援金钱。然而,没有人意识到此时的两淮盐业已进入危机阶段。

道光二年,继江春垮台后崛起的豪商黄至筠,被大学士曹振镛弹劾。在此案件中,黄至筠涉嫌贪赃枉法,向中小盐商强行借贷。虽然黄至筠凭借财力化解了危机,逃避了法律的制裁,但这件事已经人尽皆知,成为黄至筠无法消除的丑闻。就在这一年夏天,两淮地区输送往江口的四百多艘盐船因无人领受而滞销,在江岸边停靠了半年时间。

到了陶澍上任两江总督时,扬州盐商已经抬不起头了。“查淮商向有数百家,近因消乏,仅存数十家,且多借资营运,不皆自己资本。更有以商为名,网取无本之利,并不行盐者。”

在这场资本的对决中,中小型盐商的价值已基本被榨干,唯有总商能通过垄断继续渔利。总商赚钱的渠道并非食盐本身,而是利用浮费与摊补管理方面的不当进行获利。

所以,盐商的数量越来越少,有本钱的商人宁愿去做一些不赚钱的买卖,也不愿意趟这摊浑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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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陶澍改革之后,扬州便不再是一座繁华的大都市了。寄生于制度的盐商纷纷破产,大街小巷上再也没有豪掷千金的豪商了,花街柳巷也不会像以往一样贵客盈门。此前的盐商虽然凭借垄断谋取暴利,但他们却是扬州各产业的消费主力军。

很多行业,都是依托于盐商生存的。原本靠着傍大款衣食无忧的妓女们,如今成了无人问津的野花。没办法,为了生存下去这些女人也只有忍辱求存。有些略同文采的妓女,不惜违背礼教去私塾中当女先生;至于那些没有文采的妓女,就只能自降身价,去窑子里作暗娼了。

为两淮盐务操劳半生的陶澍病逝于任上,扬州亦繁华落尽,再无往昔的灯红酒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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